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

，实现的途径是具体利用方式。以国内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论述为基础，从博物馆的功能出发，藏品价值可分为本体价值，这是价值的本源和基础，以及情感价值和发展价值，这二者是附延伸价值，并且笔者对具体利用方式进行逐一阐述。展出率是博物馆藏品利用最直观的体现，通过随机搜集的670展览数据和数学建模手段，估算了2009-2018年各级别博物馆、各类型博物馆的展出率，显示全国平均展出率10.27%左右，且近十年展出率呈下降趋势。通过采用Lasso回归、Logistics回归、Spearman和Pearson的统计学方法，笔者结合《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公布的博物馆相关数据，得出面积、人员、经费是影响博物馆展览数量最相关的因素。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更加清晰地审视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基本情况，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低表现在广度、深度、频率和真实性问题四个方面，其原因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无法立即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消除造成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因素，本文以国际视野、科学视角和技术层面探讨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策略。笔者从藏品本体、场地方面、延伸利用方面及藏品利用保障措施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有益经验，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场地等情况下，为化解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在信息时代，我们应加强博物馆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本文以“智慧”理念为指导，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探讨目前智慧博物馆和AI博物馆在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并以个案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图像采集、藏品修复中的设计，实现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拓展藏品利用手段、深化藏品利用领域，并不断提升“人—藏品—数据—机”互动性。新时代，博物馆应构建智慧型藏品利用模式，为大众提供智能化的藏品研究、展示、传播。但是博物馆藏品利用工作的核心是对藏品蕴含价值的挖掘与传承，这一点并不会、也不能因“智慧”而改变，我们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最终以价值传承为目的，去推动我国的藏品利用改革之路，让藏品活起来。

藏品、展品、文物概念界定

本论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包括藏品、展品、文物，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关于藏品的定义，藏品是基于博物馆展出需求，是博物馆从自身的创馆性质出发，为了科学研究与社会教育，搜集、保存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见证物。根据藏品的概念可知，藏品具有跨度时间长、种类广泛的特点。跨度时间长可以理解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出现过、存在过的物品都可归入藏品；既可以是古代文物，也可以是近现代纪念品、生活用品、艺术品等。藏品囊括的种类广泛，如见证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文物、标本、模型等，藏品种类还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2000 年北京市颁布《北京市博物馆条例》率先将博物馆收藏更改为“人类活动的见证物和自然科学标本”，同时也将博物馆藏品进一步细分，分为文物与非文物两类。2007 年国际博协首次修改2001年博物馆定义中的“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从而将博物馆藏品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涵盖。然而，并非所有物品都要变成藏品。物品变成藏品，需要在明确的目的基础之上，制定合理的计划，广泛地搜寻物品，并精心地鉴别、科学地选择，博物馆的特色藏品要具备一定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以及艺术价值。“展品”即展览品，博物馆的展品指代的则是博物馆向观众展示的物品，其种类和范围与博物馆藏品一致，是向观众展示的文物、艺术作品、标本等。

 “文物”一词在我国的发展源远流长，最初“文”和“物”是分开使用的，分别指代不同的意思。“文”是象形字，指纹饰、纹理、文字、文章、美德、才学、文献、文职等。“物”是形声字，本意指万物，又指牲畜的种类、物件、事物、他人、标记、记号社会环境等。“文物”一词最早在《左传》中出现，该文献所说的“文物”基于其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理解，指的是礼乐典章制度的礼品与祭品，它与我们当代所说的“文物”有一定的关联，但区别于现在“文物”的内涵。唐代骆宾王在《夕次旧吴》中有“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的诗句[1]，此处的“文物”所指的是前代遗物，开始接近现代“文物”的内涵。到了宋代，金石学兴起，以古代青铜、碑石等为研究和收藏对象，主要指古物、古器物。明清时期，随着考据学的发展，民间收藏盛行，收藏对象主要是古代书画、瓷器、玉器、竹木牙雕等，称为“骨蕫”、“古董”或“古玩”。由此可见，宋代至明清时期的“文物”主要是现代文物含义中的可移动文物，外延较小。1930年民国时期颁布《古物保存法》，是我国首部文物法规，该法指出：本法所述之古物是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文化相关的所有古物。由此可知，古物已经不仅仅是明清所谓的“古董”“古物”，它的概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1935年公布的《采掘古物规则》将古代建筑文化史迹纳入古物内涵，这是第一次在行政法规中将现代的可移动文物与一部分不可移动的文物用相同的词对其进行统称。建国之后，“文物”一词在各种保护法规中开始被持续性地使用，涵盖内容逐渐广泛。1961年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主要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如建筑物、古建筑、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纪念物、石窟寺、石刻等，和可移动文物，如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古旧图书资料、各类实物等。“历史文化名城”一词是在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颁布新增的，“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则在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增加的。实际上，“文物”涉及到从古到今的各种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历史与文化遗存。2007年、2013年、2015年、2017年修正的《文物保护法》文物内涵基本沿袭了2002年的表述。
 藏品、展品、文物三者范围有所不同。根据《博物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藏 品是基本概念，而文物只是特殊的藏品。藏品包括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自然标 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展品是指博物馆在展线上的藏品，是藏品的一部分；文物包 括三类：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庄及城镇。 博物馆藏品与文物交叉的部分可称为“文物藏品”，他们是可移动文物，二者外延有所 不同，且目的与入藏标准也有所不同；文物更多地关注物品的过去及其所代表的含义， 馆藏的社会功能是其最核心的价值，它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文物和藏品具有一定的社会取向与自身价值，因此，会被博物馆进行收藏，但是藏品的收藏要与博物馆的性 质及其实际创馆目的相契合。

研究范围

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是指博物馆通过各种形式对藏品进行利用，将馆内已经投入 利用的藏品与存储的藏品对比，得出其比例，再与其利用的次数及其实际效果相结合， 从而获取的最终结果。藏品利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陈列展览、科学研究、文化创意、 教育活动、数字化利用等。可以认为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各种利用方式的比例+次 数+效果，利用率=各种利用方式的比例，展出率=陈列展览利用的藏品的比例。焦丽 丹在《如何让馆藏文物“活起来”》一文中设计了博前博物馆最主要的利用方式是陈列展览，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低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主要以展出率来体现利用效率，即展品与藏品之比例。且利用效率不只是用展出率来说明，本文从广度、深度、频率、真实性四个方面说明利用效率低表现，因为展出率的定量分析不足以说明全部，所以又进行定性的阐述。藏品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与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资料，展品数据采用从国家文物局网站、博物馆官网、网站新闻、《博物馆陈列展览通览（2016）》《中国博物馆重要陈列展览年度记录》等渠道随机收集的700个展览，通过数学建模方法和LSD、Lasso、Logistics、Spearman和Pearson等统计学方法进行量化估算展出率和讨论影响博物馆展览数量的最相关因素及计算相关性系数，审视我国藏品展出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以小见大，系统性综合性地对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基本情况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必要性与机遇

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对于博物馆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历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全国博物馆藏品数在2008年是1455.4万件/套，至2018年底，全国博物馆的藏品数高达3754.07万件/套，显著增加了157.6%。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博物馆、公众各层面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高，对博物馆的藏品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国的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多见“死亡式收藏”现象，库房中保存着大量没有被利用的藏品。2013年，国家文物局针对八个央地共建博物馆进行了调查，了解其当前的馆藏文物现状，统计其展出率，最终结果显示，其展出率普遍介于1.2%至5%之间，均值不足2.8%。通过这次统计，可突出藏品的整体利用效率及其藏品的数量，由相应数据可知，目前藏品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其综合利用率却非常低，而大众的文化需求却又居高不下，这一反差困境也是当前博物馆效能无法充分体现出来的重要原因。所以，提升博物馆效能，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需求，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之下，“智慧”理念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同时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方向。

国家层面的文化服务需求

进入21世纪，藏品合理利用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是国家层面文化服务需求的体现，近二十年国家密集地颁布、印发一系列法律法规、通知文件体现出政府强烈的文化服务需求。“合理利用”在2002年《文物保护法》中被确立为文物工作十六字方针的内容之一，对博物馆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2006年《国家文物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2011年《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持续性将博物馆藏品利用作为重要内容。习总书记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十分重视，党的十八大（2012年）以来，“让文物活起来”应时代发展需求，日渐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2013年12月30日，习总书记首次指出要对各类文物加强利用，让这些藏于深殿的文物、存在于各处的遗产、古籍中的文字，都体现出其价值。2014年3月27日，习总书记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再次强调要让文物、遗产、文字“活”起来。另外，关于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视文化保护与利用方面的政策越来越多，如《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2018）、《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2018）、《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2016）、《博物馆条例》（2015）、《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等，大量文件的出台，也表明了目前国家对于文物合理利用的重视，探讨藏品资源共享。有的政策法规设有“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专章，并配套文物合理利用工程，可以看出加强博物馆藏品利用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客观要求，在坚持合理、适度、科学利用的原则上，应拓展利用渠道，丰富利用形式，提高利用效率。博物馆藏品是我国五千多年历史进程中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蕴含着民族文化、精神文脉，提高藏品利用效率，在新的理念下，采用先进技术使藏品利用更加丰富、立体、可视可观可感，让国外观众更加欣赏到中国特色藏品，让我国公众与博物馆的关系也愈加紧密，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博物馆，在此学知识、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既提升我国博物馆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也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

博物馆的自身发展需求

博物馆记录着文化发展的轨迹，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象征，承载着文化传播的使命。众多城市将博物馆作为定位城市的“文化坐标”。截至 2018 年底，我国有博物馆 4918 家，其中免费开放的近九成，每年举办超过2万个展览，并接待了超过 10 亿观众。参观博物馆已成为海内外游客领略、接收中华文明，欣赏中国文化的必 要途径。而博物馆本身更是公众教育，科学研究以及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这使得博 物馆的发展更加重要，要求更高。文化是博物馆的核心，如何从现有的藏品中挖掘更多的文化价值，是博物馆解决目前发展瓶颈的重要方向。博物馆的自身发展要求其竖 立良好的形象，保证其作用可以充分体现发挥出来，其价值全面互联起来，推动博物 馆事业的有序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加强对博物馆藏品等相关工作的改革。 随着不断深入推进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博物馆需要提高藏品利用效率以满足新时代自身发展的需求。博物馆一直存在藏品腐蚀受损问题，21 世纪初，国家文物局首次展开了专项调查，其中参与调查的有1470 余万件（组）文物，涉及到 2803家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经过调查发现，全国有半数以上的馆藏文物都存在着一定的腐蚀与损害，这是相当严重的状况。藏品的损失影响了博物馆的形象和发展，迫使博物馆既要加快藏品保护 的步伐，也要积极创新藏品利用的途径，创造条件实现藏品资源共享，否则无法适应 博物馆蓬勃发展的趋势，也无法推动博物馆持续发展。

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发展、科技的进步，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已不再满足于物质条件，人民开始关注到更多、更高的精神追求。充分了解、调动公众的参与，才能更好的提出文化服务的创新方式，才能充分展示或挖掘藏品的魅力。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渐增高，博物馆作为文化保留与传播的主要场所，也备受社会关注。2008年开始，国内的博物馆开始实施免费开放，自此之后，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倍增，2018年超10亿人次，相对2008年的2.8亿人次，翻了三倍多，越来越多的民众将博物馆作为其满足文化需求，共享文化成果的目标，使博物馆藏品利用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利用方式、利用手段、传播手段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文化传递受到很大的局限。以博物馆最基本的藏品利用方式——陈列展览为例，绝大部分博物馆主要透过文字、图片、音像、实物展示，这种单一、单向的展览方式给观众带来的是冰冷、静态的展示内容，观众也只能选择被动接受，对于展品的文化内涵及背景等，也无从深入了解。再加之展出的展位有限，很多展品的信息都十分简略，专业的展品信息也不易被普通人所理解，而专业讲解又十分缺乏，假如观众只是短时间在此观赏，很难深入感受这些展览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这些都是藏品利用效率低的重要体现，而藏品——展品、研究者——策展者、观众——展品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在此过程中被割裂开来。公众对博物馆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仅是单方面地参观，而是想通过更多互动、丰富的方式获得藏品信息，更深层次地了解我国历史文化的意蕴。当观众走进博物馆时，他们不应只是面对孤独而冷落的展示柜或者文物，而是可以通过藏品，观众能深切地感受到该藏品在当时所处的环境，能方便地了解其的作用或使用方式，甚至感受到古人亲自向观众介绍这个藏品的价值和故事，这才是观众对博物馆的新的精神文化需求，但这是目前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的难点和痛点之一。博物馆只有努力挖掘藏品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发挥作为藏品研究、展示、传播的公益性机构的本职作用，建立一个完整、科学、合理的藏品利用模式，才能更加智慧地向观众展现多重信息，实现藏品的可持续利用。

信息技术的发展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不断发生着变革。21 世纪之后，计算 机、网络技术等给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了巨大改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数据成 为人们生活与工作的关键要素，博物馆也朝着数字化的方向优化建设；智慧时代里， 在“智慧”理念的引领之下，博物馆对于“人——数据——物”的互通交流十分重视， 积极开展智慧管理、智慧服务等，试图打开智慧博物馆的发展之门。人工智能的快速 发展之下，人类各行各业开始研究智能化发展，博物馆也不甘其后，开始进入人工智 能博物馆的发展方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社会变革，也给博物馆发展带来一次次新 机遇，为博物馆提供技术支撑，促使博物馆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21 世纪初在 国家政策层面就开始强调信息技术与博物馆的融合，详见表 1-3。2006 年《国家文物 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已提出利用“数字地球”概念，2011 年《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2017 年《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设立“加强与现代 科学技术有机融合、利用科技推动文物事业发展”的专章；2018 年印发《关于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成为了新时期对文物保护与利用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强调对文物的利用与保护方面的改革，并探索出一条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文物保护利 用之路，《意见》明确指出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方针，强调文物展示 利用方式的创新，要以科技为支撑，紧跟时代发展，实现对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的全面融合与高效利用；由此可见，充分借助于信息技术来推动 博物馆发展体现了国家政策导向，博物馆应利用有利的政策环境，探索如何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促进博物馆藏品利用，建立“物—物”、“物—人”、“人—人”相互之间 形成系统化的协同工作方式和更加广泛、全面、深入地普遍联系，形成以科技为支撑 的智能化博物馆运作体系，促进博物馆向智慧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智慧”理念的普及

2008年11月，“智慧地球”的概念被提出，美国IB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在其《智慧地球：下一代的领导议程》演讲中率先提出这一概念。智慧成为未来的一个核心词汇，社会更加智慧地进步，人类更加智慧地生存，地球更加智慧地运行，这一番言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为人类构筑了新的空间蓝图，许多国家都以积极态势将“智慧地球”与本国的发展前景紧密结合。2009年1月，彭明盛在与美国工商业领袖的圆桌会议上再次强调了智慧地球，他指出，在构建新一代智慧型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要从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两个方面考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肯定了他的理念，并指出：美国在21世纪保持和夺回竞争优势的方式，是将经济刺激资金投入到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中。随后，奥巴马实施了372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这批费用将用于针对智慧电网、智慧医疗、智慧网络等研发与建设，自此之后，智慧地球的理念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关注。2009年2月，北京召开了IBM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是“点亮智慧地球，建设智慧中国”，论坛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同年8月，我国发布《智慧地球赢在中国》计划书，对于智慧地球有了明确的概念界定：它是IBM对使用先进信息技术构建新世界的愿景，开启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对商业运作、公共服务进行改革的道路，是我国智慧地球战略全面开启的标志。“智慧地球”是现代高新技术的总称，其目的是以“物联网”和“互联网”为运行载体，提供一种积极的、全球范围内的重大问题解决方案。“智慧地球”是将传感器技术、智能信息处理、互联网技术等信息技术广泛融合，且充分运用到各行各业，将建筑、桥梁、隧道、电网、公路、供水系统、铁路、大坝、油气管道等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有效结合，实现普遍连接，形成物联网，而后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整合“物联网”。在国家基础设施发展中植入“智慧”理念，可在全国范围之内构建相对成熟的智慧基础设施平台，让人类能够以精细、高效的形式来进行生活与生产，实现全球“智慧”，并最终打造一个“智慧地球”。“数字地球”概念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智慧地球”是其延续和发展，在博物馆领域，可以认为“智慧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智慧地球的全面智能化发展。智慧地球有三大特征：智能化更加深入、感知更加透彻、互联互通更加全面。 “智慧地球”理论不断发展的情形之下，在全国各地开始有各种智慧建设的尝试， 比如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智慧地球”理论融入博物馆界产生了智慧博物馆的概念， 博物馆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热点，转变到了建设智慧博物馆。智慧博物馆从概念、服 务功能和体系构建、科技基础、都与“智慧地球”理念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智慧博物馆从数字化、信息化向智能化阶段发展，“智慧地球”理论为博 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利用现代科技，达到智慧化利用和运作 的目标，实现互联互通、智能决策、智能利用、深度感知等功能。

国内研究概况

博物馆藏品利用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问题，国内关于藏品利用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 几个阶段，因此在这里主要针对新中国成立以后藏品利用效率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一 个概括性总结。

（1）1949 年—20 世纪 80 年代，重视藏品保管、保护，甚少谈及利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开始进入稳定时期，为了保护文物，颁布的相关政策法规 主要偏向于保护、保管藏品，例如《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1950）、 《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53）、《关于在农业生产 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56）、《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等等，都指 出要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力度，规定了具体保护措施，对于“利用”一词未有提及。但在 学界有“发挥文物作用”的提法，新中国成立伊始，郑振铎在《给“古董”以新的生命》 一文中呼吁：“‘古董’也要随着人民当家作主而翻身了。‘古董’必须恢复它的生命和发 挥其作用”。1956 年他在《关于民族文化遗产发掘问题》一文中又明确指出：“考古、 文物工作是发掘过去被埋葬的物品，确保其可有用性，令其所具备的作用可以充分发 挥出来，体现其价值，令文物成为古代艺术发展及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与此同时，我们对文物开展的工作，不能只顾眼前，还要考虑到未来。我们的工作从本质上 来看是为科学研究提供相应的服务，服务于人民，以全面提升人民的文化程度，并为 群众开展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服务。”

（2）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开始讨论“利用”

在政府层面，该阶段并未明确论及“利用”一词，比如 1982 年公布的《文物保护 法》，其立法的原则与目的是以文物的保护为核心，文物利用并未在此出现；1987 年，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开始强调要发挥文物所具备的 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伊始，文物开发、利用二词长期在社会上流行、使用，各类理论、 观点层出不穷，比如“以文物养文物”，“开发文物、利用文物、服务经济”，“利 用与保护同步进行”等等，大多偏向于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开发财源。 学界出现文物保护、文物利用谁为主谁为先，两个效益谁为先的争论。高和讨论 了藏品保管与发挥社会效益的关系，指出：一、博物馆文物利用需以文物安全为优先， 同时实现其社会效益；二、重视保管工作与藏品的研究工作，推动博物馆的社会效益 得到有效提升；三、加强藏品保管专业队伍建设。王璧从博物馆具体工作来谈保与 用的辩证关系，指出：博物馆藏品的保护与利用是辩证统一的，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利 用，利用要服从保护原则，才能在博物馆工作中发挥主动权。杨海峰讨论了文物保 管员利用藏品的重要性，并指出划分层次服务是藏品利用的重要手段，他将藏品利用 划分为陈列展览服务、借阅研究和复制服务、综合服务三个层次。冯林英认为：必须意识到藏品的保护与利用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切实做到“保服务于用，用服从于 保；保是前提，用是目的；用要建立在保的基础之上，保要贯彻于用的始终”等相关 的原则，并推动其制度化发展，对这些原则进行有效的利用，确保博物馆的藏品可以 在保护的基础之上充分体现出其价值，才能发挥其自身的的社会效益 。

（3）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之交，确立了“合理利用”的思想

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利用”一词经济性的理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步实施，对于文物的利用呼声越来越强，在此情形之下，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关系被颠 倒、错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导致大量文物受到损害甚至是濒危。在此严峻情况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同志指出，我们当下的任务是重视保护，加强对濒危文物 保护力度，并提出“先救命，再治病”的思想。1992 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李 瑞环同志正式宣传了中央明确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保护思路。1995 年 第二次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指出，对于文物 工作，要切实做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并加强管理。1997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 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肯定了第二次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及李铁映同志的 讲话。2002 年对《文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此次再次明确了文物工作的未来指导 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部分学者发现，藏品并未被合理利用，开始探讨其原因，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杨 海峰表明，目前博物馆藏品没有被有效利用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博物馆性质与藏 品并不适合、藏品具有重复性且不典型性，这是其无法被有效利用的第一个原因；人 才单调匮乏、专业知识技能低下，是藏品不能充分利用的第二个原因；博物馆组织机 构与社会脱节，是藏品不能充分利用的第三个原因；没有充分认识藏品利用的意义是 藏品不能充分利用的第四个原因。郭永利认为：博物馆经费不足，缺乏认真细致的 研究，博物馆藏品重复品、不典型品多，陈列空间狭小造成了藏品没有被有效利用； 并从重视学术研究，改变通史式的陈列模式、多举办专题性的临时展览，制定可行的 征集方针三个方面谈挖掘博物馆藏品潜力。 有的学者从具体实践层面探讨藏品利用问题，宋向光着重讨论了藏品借用，它是 藏品利用的一个主要方面，如今藏品借用正日渐增多，因此制订藏品借用相关工作的 程序、条例，或制度是必要的，才能使藏品借用逐渐正规化、规范化。马砚祥、葛 玲玲以南京市博物馆的内展与外联实践为例讨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藏品资源。谢多 娇指出博物馆藏品资源匮乏的原因是：经费短缺、博物馆自身工作的欠缺、民间收藏 热、文物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并从四个方面讨论开发和利用博物馆藏品资源的途径： 开拓藏品征集经费来源的新途径，全方位、多渠道征集文物，活化文物藏品在博物馆 间的流动，增加馆内馆际交流互动。

（4）21 世纪以来，藏品利用的研究进入多元化、细致化

21 世纪以来，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对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让文物活起来”的口号也让藏品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几年关于文物 利用的政策文件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加强博物馆藏品利用成为学界思考的重要问 题，涌现大量期刊论文探讨藏品利用存在的问题、藏品利用方式、藏品利用效率低的 原因、解决办法等，研究呈现多元化、细致化。 关于“藏品利用存在问题”，魏巍提出存在四方面的问题：藏品展出率低、各省市 博物馆差距大、内部管理混乱、外部合作交流缺乏。许俊平指出，当前国内的博物 馆藏品利用集中体现在三个问题上：利用率低、垄断意识、缺乏交流。殷华指出了 藏品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如硬件设备陈旧、资金缺乏、技术落后、藏品利用率 低等。潘郁生结合广西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分析了藏品利用率低。汪培梓、李萍指 出藏品利用的许多问题：如藏品丰富但展出较少、展览吸引力不够、藏品利用渠道单 一等，这就造成了藏品利用、展览利用和文物综合利用普遍不足的现象。田利芳指 出藏品利用的问题：一是馆藏文物展出率偏低，馆际之间交流不畅；二是文物陈列展 示缺乏个性化，过于单调，过于刻板；三是缺乏对文物的深入研究与价值挖掘。耿 然从文物藏品展出率低、各省市博物馆差距大、内部管理混乱、外部合作交流缺乏、 馆藏文物中蕴含的文化因素未能很好开发五个方面讨论藏品利用存在的问题。 关于“藏品利用方式”，魏巍对五种文物藏品的利用方式进行了概括：基本陈列和 临时陈列展览、配合学校教育开展博物馆教程、对文物背后的价值展开科学研究、开 发文创产品、增加藏品数字资源的利用。黄飞从博物馆藏品的宣传、情感教育功能 出发，探讨藏品的利用方法。刘永卓从藏品历史价值、休闲价值、教育价值出发指出藏品利用的多元化路径。殷清认为藏品利用的形式主要有：展览陈列、文物背后 价值的科学研究、媒体大众宣传利用、文物拍照出版或复制拓印、文物外借外展等 。 李洋从库房藏品的再利用提出建议：为陈列展览所用、为学术研究所用、为教育活动 所用、库房管理的角色体验、藏品信息的利用、文创周边利用。何宏、李湛从科研、 陈展、传播教育、藏品再创造思考如何合理利用藏品。焦丽丹从科研、展览、藏品 数字化、开发文创产品、宣传教育等方面探讨藏品利用“活起来”的方式。吴力群指 出，藏品利用有两种，一是普遍利用，二是科学利用，其中，普遍利用主要是指影视 剧、展览、出版物等，学术利用主要是指历史研究、科学研究、学术报告、讲座等。 崔岚、刘长友认为可根据博物馆的性质而调整藏品利用的范围，如高校综合类科技博 物馆，以教学科研为主，借用交流和陈列展示等多方面为辅。许捷等人在研究的过 程中指出，在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利用时，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展览内，二是展 览外。藏品在展览系统中被展览，这是其运用最多也是最为直接的一种利用方式，而 研究出版、教育活动、文化产业发展等，则属于展览外的利用。乔玲梅剖析了近现 代文物藏品的利用包括展览、拍照、宣传、介绍、研究、复制等。秦素银在研究中 表明，当前运用最多的藏品利用方式是陈列展览、研究出版、文物复制等。 关于“藏品利用效率低原因”，张佳佳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馆内 专业人才匮乏，思想观念老旧，缺乏自我宣传活化利用的意识，运营管理创收能力差 等均为内部原因；历史遗留与政策体制不适应当今国情，经费投入不足，人们精神文 化需求提高等为外部原因。许俊平分析出七点原因：“重藏轻用”、小生产观念、畏 难心态、法规不健全、资金短缺、陈列单一、藏品客观属性。于彦分析了藏品利用 率低的原因：博物馆管理理念缺少时代性、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博物馆资金投入不足、博物馆藏品缺少多样性。潘郁生从指导思想各异、研究力度不够、主观能动性 不强、展览与时代脱节、展场设备与文物安全五个方面分析利用率低的原因。 关于“解决方法”，谭小荣和单适、黄洋从开放库房的角度探讨提高藏品利用效率， 阐述了库房开放的方式、原因、目的、意义、途径等。王金梅立足山西博物院的工 作情况，总结其通过举办展览、专业讲座，开展宣传教育和文化创新，鼓励科研，建 立文物藏品档案，利用文物藏品信息，鼓励文物捐赠来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涂晓庞 提出美术馆应在加大经费的投入，加快人才培养，举办各种展览，开发藏品衍生品， 共享藏品信息宣传，开拓展览空间，保护藏品著作权等方面提高藏品利用效率。魏 巍分析了西方博物馆经验，从构建科学收藏体系、实现文物资源共享、推动文物藏品 社会化、创造多元资金思考藏品利用。许俊平提出四点建议：更换展品、提高陈列 密度、解放思想改革体制、打破垄断。崔超指出通过加强政府支持、增加资金投入， 完善规章制度、实行科学管理，加强研究利用、提升经济效益，做好宣传引导、发动 公众参与等策略加强博物馆文物藏品保护与利用。于彦提出以下对策：树立全新管 理理念，提高博物馆活力；加强博物馆间交流，实现大规模展览；拓宽资金来源，促 进博物馆发展；强化博物馆内部学习，积极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文创开发提高文物利 用率，做好文化普及。殷华借鉴国内外博物馆成功经验提出对应的措施与建议。 焦丽丹从展览、科研、藏品数字化、文化衍生品开发、教育服务等方面对提高馆藏文 物利用加以探讨。潘郁生从加大经费投入、加大馆藏文物研究力度、充分发挥展场 使用率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张佳佳针对博物馆自身存在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提出了日常实践工作的建议。许捷等认为活化利用博物馆藏品可从藏品数字化开始、进行藏品研究、价值阐释及再利用渠道进行。何宏、李湛从科研、展陈方式、 传播、藏品的再创造构建博物馆系统的藏品利用观。汪培梓、李萍认为需首先摸清 家底、加强研究充分挖掘文物价值、多渠道展示、促进藏品馆际共享等，是让馆藏文 物“活起来”的必然选择。田利芳对“让文物活起来”的建议：转变观念，通过借展、 联展盘活馆藏，陈列展览要生动活泼，开发社会教育项目和文化创意产品，建立数字 化博物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管理、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其中也有研究涉及“数字化利用”。温思琦从藏品数字化建设、促进文物数据的资源馆 内外共享交流、加强藏品数据管理和展览数据管理，探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与数据管 理之间的关系。郝士伯指出中小型博物馆对于馆藏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陈列展 览、研究保护、文化产品开发，导致利用率低的原因包括财政、人才、地方政策倾向 性的影响，提出从公益性信息化和现代化的产业开发谋求突破。21 世纪以来一些大型博物馆对馆藏进行整理出版，是藏品利用的重要资料和研 究内容，如《皇泽精藏——皇泽寺博物馆藏品荟萃》《清华珍藏——清华大学艺术博 物馆藏品展》《湖北钱币博物馆藏品选》《梦回红山——天津健业红山文化博物馆藏 品赏析》《上海行业博物馆藏品精选》《中国会计博物馆藏品集萃》《问陶之旅—— 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掇英》《百年学府聚珍：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品集》《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品选》《中国古玉经典藏品鉴赏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藏品研 究大系：馆藏古琴整理与研究》《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藏品集》《伟大的博物馆》精 评馆藏名作、《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系列丛书、《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全 13 册）等等。

国外研究概述

笔者搜集到的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藏品具体利用方式。苏 珊妮·基恩从利用藏品的具体方式——教育、娱乐、科学研究、自营收益等方式进行 个案探索。本杰明·理查德·安德鲁斯从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利 用馆内藏品。肖恩.J.麦克法伦从社会公众参与藏品利用的角度出发，收集社会大众 对于馆内剩存的无法搭配利用的或难以修复的藏品的活化再利用的意见或建议。二 是博物馆库房开放研究。刊物《Museums Associations》专门开设博物馆实践专栏， 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对开放库房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交流经验。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协 会学者针对伦敦科学博物馆展开了分析，指出其开放库房对于公众参与十分重视，同 时也将博物馆的藏品视为公共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在期刊《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中，有研究者对于博物馆库房开放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利 用开放库房实现藏品信息传达的策略。三是利用藏品开展学术研究。胡伊·巴顿通过 对石器中存在的淀粉粒进等分析，从而判断石器加工食物的原理及其可以加工的种 类，对石器工具的利用及其生业的形式有充分的了解，他的石器样本则是来自澳大利 亚博物馆和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 11 件石器。戴维.I.吉布森从藏品入手，研究用于博 物馆藏品的技术，蠕虫的收藏、固定和保护。有的学者利用藏品进行同位素分析， 研究古人食谱。有学者利用神奈川县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存放的从火山收集的表面剥 落标本，主要是箱根火山和相关次生层的第四纪火山喷发物，以及自然历史收藏品中 的其他标本，研究火山坠落和流动单元，湍流序列，负荷铸造，坍落度，液化，小型 变形结构等，它们对于观察和了解地质过程非常有用，因此适用于博物馆的展览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