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博物馆在古籍类展览中的应用

智慧博物馆的应用类型主要分为智慧展示、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现今以我国古籍为主要展示对象举办的各种专题性展览逐渐走入社会大众的视野并越来越受重视，智慧博物馆作为能够充分满足观众互动需求的最新概念，其相关技术正适用于展示与传播我国古籍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本文以应用过智慧博物馆相关手段的古籍类展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采访与研究、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对其进行考察与论证。在此基础上，对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国家典籍博物馆和天一阁博物馆进行具体分析。通过调研，发现目前我国古籍类展览中智慧博物馆应用整体存在着讲解内容缺少吸引力、互动项目过于娱乐化、技术应用易陷入极端化、配套服务缺乏人性化和交流平台忽略延续性等问题，并提出了展品信息应重视针对性与启发性、互动手段要注意教育性、技术支持需提高有效性、功能服务要注重个性化以及推动观众观展日常化等五种相应的解决思路。此外，在古籍类展览中应用智慧博物馆手段尚处在初期阶段，未来的发展在理念和技术层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

近年来，“以人为本”“推进人与物的结合”“与科技互联”等理念在博物馆界已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中，“数字博物馆”“虚拟博物馆”“智慧博物馆”等新名词应运而生。如何将这些理念与技术结合，融入博物馆、图书馆等
相关单位的实践工作中，提升现有的工作质量，对于相关从业者和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展览策划与设计作为此类型工作的重要一环，直接与观众对话，最为直观地体现“智慧博物馆”的效果与作用。现今，智慧博物馆理念已得到越来越多相关从业人员的认可，并在博物馆管理、展示、服务等方面得到了大量实际应用。作为展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与一般文物相比，具有物质载体和图文内容两重属性与价值，也因此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如何将其文化内涵向观众展示出来，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随着国家与社会对古籍重要性认识的渐趋深入，以古籍
为主题的展览逐渐增多，甚至成为古籍传承性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了充分揭示与宣传古籍的特点、内涵与价值，有必要将智慧博物馆理念引入古籍类展览中，与之相结合，优化现有模式。目前已有一些展览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实践的深度与广度都相对比较欠缺，而对于此问题的专题性分析与研究目前也比较缺乏。

一、国内外研究历史与现状

1. 智慧博物馆研究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博物馆的办馆宗旨就从“以物为本”逐渐过渡到“以人为本”，并越来越注重“人与物的合”，以“有助于人的发展和愉悦”为重要任务，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借由近年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理念或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许多新思路应运而生，也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和讨论，博物馆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调整与挑战。智慧博物馆作为此间的一个新热点，成为许多博物馆寻求发展的手段，广受学界关注。目前对于“智慧博物馆”的探讨渐成热点，成果频出，但多集中于介绍性叙述，揭示与探究的深度相对较弱。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理念探索、技术应用、案例分析与未来趋向。以下就此四类研究进行述评：
   （1）理念探索
   对智慧博物馆概念的界定是理论研究的基础，智慧博物馆源于IBM公司2009年提出的“智慧地球”概念，它是对实体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概念的辨证扬弃。我国最早对智慧博物馆概念及其建设体系进行研究的是时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的宋新潮。在此概念被正式提出后，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注意。冯正国对智慧博物馆的理论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梳理了其概念与内涵，从关系视角、整体视角、技术应用、人本观念等各个角度论证了智慧博物馆的概念核心，他认为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景区等智慧理念的广泛实践下，智慧博物馆将来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后来又有学者对智慧博物馆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细化，认为其至少应包括“智慧文物保护体系，智慧资源体系，智慧宣教服务体系，智慧安全体系，智慧能源管理体系”。推崇人性化、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作为智慧博物馆在理念方面的核心，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如在孙其媛对“智慧博物馆”理论的探索性分析中，她除了重视技术层面的实现外，更提出了“智慧博物馆的建设主体是人，服务对象也是人”。这一观点在部分学者中达成了共识，黄琛、尹凯等都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潘君和冯娟的文章中则指出智慧博物馆的传播不仅要利用新技术、新媒体，更要以公众需求为核心，在“人性化传播机制”和“博物馆数字化传播”的基础之上，建立“博物馆智慧化传播”的新模式。马江丽的文章中也提出智慧博物馆不同于数字博物馆和虚拟博物馆等，更应关注“与公众的情感互动和公众参观博物馆的切身穿越式体验，避免沦入技术竞争的怪圈”。此外，姜大远对智慧博物馆标准化模型进行了设计，以期推动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2）技术应用
智慧博物馆的“智慧”在技术层面体现的更加明显，Robert Ackroyd认为博物馆在技术上应具有强大的容括性，各种编程技术都应该取用，这一观点也被认为适用于智慧博物馆的实践与研究。有学者认为智慧博物馆最主要最鲜明的特征在“一方面体现在使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博物馆原有信息系统中的数据进行挑选与整合，实现博物馆多种信息的集成与共享；另一方面体现在运用人工智能、传感设备、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慧终端等技术，把智慧博物馆服务系统、管理系统和保障系统作为核心，实现信息全面感知、协同工作、服务适时有效推送”。时传坤、叶萌、赵燕磊、刘绍南、张利新、李峰、丁航及朱仲华等都探讨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等新技术的发展支撑智慧博物馆发展的未来趋势。其中，丁航的论文首先介绍了智慧博物馆的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移动互联网推动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方法与手段，并提出更进一步建设的建议，给相关工作者以参考。《海外智慧博物馆巡礼》系列文章则提出了传统博物馆运行中的不足之处，从智慧的管理、丰富的网站和有效的应用三个角度，结合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建设案例进行了逐一分析。同时也介绍了智慧博物馆采用各种新技术以娱乐的方式传递文化内涵，比如移动互联网、移动客户端、电子游戏、增强现实技术以及 3D 扫描和打印技术的实际案例，为国内的智慧博物馆建设提供可借鉴之处。吴子珺等人对博物馆情境感知微型学习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给出了“智慧博物馆服务平台”定义，提出了一种智慧博物馆情境感知微型学习系统框架结构，同时就博物馆情境感知微型学习应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提升博物馆服务质量。汤新星等人则着重探讨了动态陈列方式在智慧博物馆展示中应用的设计，从信息技术的采用、感官体验的融入以及受众参与互动等方面作为切入点提出智慧博物馆动态陈列的设计要点，进而为智慧博物馆的展陈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张志威针对智慧博物馆智能推送平台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平台的构建需求，提出了基于“Hadoop”的智能推送平台设计。朱仲华等在其文章中介绍了AR技术和智慧博物馆的概念，而后从三个方面阐述AR技术应用于智慧博物馆的意义，之后再从跟踪定位注册技术、显示技术、人机交互技术等三方面详细介绍了AR的关键技术，并深入讨论了AR技术在智慧博物馆的智能化导览、个性化展览中的应用，提出AR技术应用于智慧博物馆需要注意的问题。王春叶论述了当前智慧博物馆中引入虚拟现实技术的必要性，阐述了国内虚拟现实技术研究现状，并结合国内外应用该技术的成功案例加以分析。李姣在对智慧博物馆的起源、技术系统、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概述的基础上，阐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制度，分析了人工智能在博物馆的应用及为博物馆带来的发展机遇。

（3）案例分析
目前智慧博物馆的理念与技术在全国各地博物馆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与实践，因此这类个案研究也日益丰富。例如山西博物院设计建设了以实现“人”“物”互动为核心的现代信息管理体系，开展了智能化的信息管理系统、观众行为管理系统、移动导览系统、在线3D展馆等。上海博物馆的刘健则是以上博的数字化建设实践为例，提出博物馆应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前提下，做出变革，思考出履行传播职能时能够运用的数字媒体技术及特性。甘肃省博物馆则是开发了“海量场景数据多细节层次优化、多层面实时渲染等技术，在高精度可视化数字文物制作领域进行了探索创新，共采集丝绸之路珍贵文物370件（组），照片12万张，扫描数据56.6GB”。汤新星等以重建后的湖南省博物馆为例，从展前预览、展中体验、展后传播整个过程全面解析了智慧博物馆的动态服务系统，并从感官性、互动性、情境性和叙事性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智慧博物馆动态展示的设计要点，从而提出未来博物馆应成为“人人参与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场所”的设想。瑞安博物馆则应用了“云观博AR博物馆智慧观览平台”，探究超链接及新兴媒体为博物馆展览服务的方式。陈曦的论文属于有一定广度的案例总结型研究，他总结了传统博物馆传播文化方式的几个弊端，通过现有博物馆在智慧化上做出的成果，展望博物馆智慧化后文化传播的众多优点，说明智慧博物馆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4）未来趋向
除以上三类外，还有一些研究则是更多地聚焦于智慧博物馆未来的发展走向。例如范丽君和刘荃就对新时期智慧博物馆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思考。王春法提出智慧博物馆建设已成为全球趋势，并分析了智慧博物馆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几点倡议。毕玉霞在自己的研究中探讨了智慧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与结构，分析了其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并针对性地给出可能的解决方法。黎巍巍则以公众服务为视角,阐述博物馆智慧服务的实现过程及内涵,最后针对智慧博物馆的整体建设给出建议。综上所述，智慧博物馆作为数字博物馆衍生的新概念，有助于博物馆在新时期推动超越时空的文明对话，重现传统文明辉煌，形成对中华文明的再认知，属于学界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领域。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围绕智慧博物馆开展的建设项目较为零散，较少有针对某一类型展览进行的研究或具有普遍性的应用设计。对于古籍类展览中智慧博物馆应用的研究，目前尚较为薄弱。

二、智慧博物馆应用于古籍类展览的研究

在《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GB/T 21712——2008）中，古籍被定义为“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不断提升，古籍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承载了一个民族所有文化的结晶，其具备的特质是其他载体无法比拟的，古籍类展览的重要性自然也不言自明。尤其是在2014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别的典籍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之后，古籍类展览更是层出不穷，并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以国家典籍博物馆为例，此馆至今已举办古籍类展览70余场，每年媒体关注度提升率高达15%。在这样的蓬勃发展中，如何提高古籍类展览的质量，解决古籍类展品和文物陈列展示的难题，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利用智慧博物馆提升古籍类展览展陈质量、克服展陈困难是一条可行的出路。例如国家典籍博物馆
主办的“甲骨文记忆”展览中就使用了大量多媒体手段实现与观众的互动，使此展在2016年获得了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推介奖。这体现了智慧博物馆的应用对于助推传统文化的高效传播，实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重要性。有关智慧博物馆在古籍类展览中应用的研究，目前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1）个案分析
此类研究最为多见，它们就是以某一场展览为案例，分析总结展览的成功经验和问题。此类文献大都为图书馆参与此次展览的工作人员所作，其中尤其以国家典籍博物馆为代表。例如顾恒就分析了“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使用的大量展陈多媒体辅助手段是如何诠释古籍背后的故事，帮助观众理解古籍的丰富文化内涵的。关卉的《在典籍博物馆随手“翻阅”古籍》一文则是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之际，对展览推出的传感古籍阅读器、声光电翻阅设备、“保卫善本”游戏等多个智慧博物馆互动项目进行介绍和宣传。王宇强叙述了多媒体技术在样式雷展览中的应用并总结了应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展陈设计的体会。赵银芳和米娜娃尔·阿不都则是在她们的文章中对“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举办的经验做出了总结，其中就包括展览使用大量智慧博物馆手段在展前预热并使展览形式新颖独特。刘畅以“大英图书馆的珍宝”展览为例，通过解读该展陈列设计的策划理念，揭示利用智慧博物馆手段连接虚拟与现实营造“对话语境”对古籍类展览的作用。除国家典籍博物馆外，也有一些关于其他图书馆或者博物馆古籍展览的研究。比如，王珂就以山东省图
书馆为样本，提倡搭建在线阅览、宣传展示等平台打造一条别具特色的古籍宣传展示之路。宋兆霖则以“邻苏观海——院藏杨守敬图书”特展为例分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籍展览与教育推广的有益经验，即不仅重视实物陈列，同时强调科技运用，以数字媒体呈现古籍内容，使展览多元化。这类文章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是对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体现了不同类型古籍展览的特殊性。而他们的主要问题则是仅仅站在个案角度分析展览，不具备普遍性，很多成功经验也并不适用于其他图书馆或博物馆。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对古籍类展览进行分类并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吴荔的《国家图书馆藏＜资治通鉴＞的展览简析》一文就主要讨论了善本应该如何展出，重点论述了如何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展陈；还有像岳小艺以书法与古籍的关系为中心论述了如何利用包括智慧博物馆途径在内的多种手段突出书法作品的特性，并实现经典作品与当下的对话，但是这两篇文章仍然仅是个案研究。
（2）经验总结
此类型研究与前一类有一定的相似性，主要是图书馆或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在对策展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中涉及有关智慧博物馆应用重要性的内容，此类研究大都只是强调其重要性，对于具体操作少有提及或缺乏深度；也缺少对如何发挥古籍本身特色的关注。例如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张立朝等人就在《典籍展览 启迪人生——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一年来的思考》和《植根传统 活化经典——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一年来的若干思考》等文章中，于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一年之际对已举办过的展览是如何利用互动性强的展示手段使单向灌输式的展览逐渐向双向互动式的展览转变。并且在其间将古籍保护知识融合于展览，引导全民关注古籍保护事业。刘雅的《关于国家典籍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的几点思考》
和《国家典籍博物馆公共教育初探》则是提出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应提升教育手段的多样化，以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此外，陈魏玮等人的文章中叙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在展览展示等方面进行的探索，并在探索典籍类博物馆的发展道路上进行了一定思考和设想。辛璐也对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三年多以来在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等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做出了分析，总结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图文古籍展示方面的经验。吴爱云以吉林省典籍博物馆为例，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典籍博物馆的建设与服务，并提出应关注技术前沿、提升智慧运用。顾恒的文章从典籍博物馆中新技
术手段的应用来说明了智慧博物馆对于古籍这一传统文化载体的传播的重要作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有所展望。刘威和谭小华的文章着重探讨了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展览活动的现状、展览服务理念的定位、存在的问题以及特藏文献展览服务的思考，其中也提到了要“融科技于展览”。此外，刘畅的《“互联网+”助力博物馆陈列进化——以国家典籍博物馆陈展为例》虽然有提出展陈中应用智慧博物馆相关手段的问题，但主要是从设计专利的角度去探讨，而不是从拓展应用手段的视角展开论述。
（3）技术开发
此类研究主要讨论如何设计开发适用于古籍类展览的智慧博物馆新程序，比如钱程是以微信公众号为基础，结合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的实际情况，采用用户体验理论，设计出基于微信的博物馆导览系统，并对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进一步探究与实现。许聪则主要从新媒体技术去挖掘，并且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实践为案例，寻找新媒体技术在实现智慧博物馆当中的具体应用以及重要的作用，并依此为据寻找新的应用方式，为博物馆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新的展陈空间。刘畅以国家典籍博物馆中智慧照明系统、智能环境监控系统为例，介绍了物联网技术通过各种途径被应用到典博的陈列专用设备之中，以及其应用给博物馆带来的积极作用，并对物联网技术在博物馆基础设备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不过此文只集中在智慧管理，缺乏对智慧展示与服务的探讨。金硕在自己的研究中对导览服务的发展现状及其重要性，并且分别探究了多媒体导览方式、语音导览设备及数字博物馆导览服务的现状及未来发展，力图针对观众的需求设计一套更经济更实用的导览系统，是博物馆导览服务的一项新课题。这些文章确实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技术设计方案，实用性较强，但与智慧博物馆的相关技术类文章类似，都是关于技术手段的探讨，缺乏理论性的总结。
（4）文化传播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是站在古籍与传统文化传播的角度去分析的。如王迎杰的《古籍图书在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作用》主要以古籍保护的意义、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要求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的实际应用来讨论古籍在博物馆展览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未讨论具体的智慧博物馆应用经验。而徐忆农的《博览与精读 体验丰富人生——公共图书馆古籍展演之探索》一文主要强调了古籍展演的重要性，并提出图书馆应如何利用古籍展演进一步引导读者增长知识，同王迎杰的论文相似的问题是，她也没有着墨于具体的智慧博物馆手段。向辉的《图书馆讲好中国故事的探索：以珍贵古籍特展为例》则是以珍贵古籍特展为例，梳理了古籍展览实践的历程，并对古籍专题性展览进行反思，提出要围绕价值创造、社会教育、参与体验、创意设计和文化服务五个要素创新古籍特展，讲好中国故事。但他对于智慧博物馆的应用只是简单涉及，缺少具体手段的描述和案例分析。由此可见，目前相关研究中，缺乏从宏观角度梳理古籍类展览这一特殊类型展览与智慧博物馆相结合的现状、问题和前景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研究空间较大。另外，古籍类展览近年来日益增多，颇受关注，合理地利用声光电技术可以丰富展览的形式，更直观地引导、加深观众对古籍内涵的理解，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对古籍类展览与智慧博物馆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于实践工作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可研究性较强。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着眼于古籍类展览，并且以展览主办方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典籍博物馆和天一阁博物馆为主对古籍类展览案例进行真实详细地总结分析，找出问题所在，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本文研究的主要难点一是在于要考察大量古籍类展览，并从中梳理智慧博物馆的应用方式、效果、问题以及改进空间等情况；二是提出的建议和设想要具有可操作性、前瞻性、实用性和一定的普适性，可以较普遍地应用于各种古籍类展览。三是要对智慧博物馆的技术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和把握，并把握其与古籍类展览的契合点与适用度。

三、智慧博物馆在古籍类展览中的应用现状

（一）智慧博物馆概念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造就了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智慧博物馆”理念就是以此为基础诞生的。自2012年4月IBM公司宣布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合作建设智慧博物馆开始，智慧博物馆建设即由此在全世界内范围内逐渐展开。是时我国博物馆界的讨论中心还是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相关问题。谈及顺应博物馆信息化早期出现的数字博物馆，它的出现将传统博物馆观众与藏品的面对面交流拓展为藏品转化到数据再与观众“见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博物馆的空间和地域限制，使观众可以远程看展、看到更多的文物，增强了对博物馆与文物的兴趣。它的发展历经了展现、重构、替代、再藏和再认知五个阶段，虚拟博物馆和智慧博物馆都是它在发展中产生的新理念，而新技术支撑下的智慧博物馆更利于博物馆发挥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的宣教功能。我国的智慧博物馆建设始于2014年，在智慧博物馆概念提出之后，国家文物局于2014年底设立了广东省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苏州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六座博物馆作为智慧博物馆的建设试点。目前我国学界对智慧博物馆的具体定义莫衷一是，其中以宋新潮的说法最为大众接受，即“狭义地说，智慧博物馆是基于博物馆核心业务需求的智能化系统；广义地讲，智慧博物馆是基于一个或多个实体博物馆（博物馆群），甚至是在文物尺度、建筑尺度、遗址尺度、城市尺度和无限尺度等不同尺度范围内，搭建的一个完整的博物馆智能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等新技术支撑下，传统的实体博物馆可以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将博物馆的藏品、博物馆的观众和二者所形成的数据交互联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范围的“人与物的结合”。从此定义出发，宋新潮进而提出了其所理解的智慧博物馆体系，认为它是一个“以核心业务需求为导向，创新科技发展为支撑的有机体”。从智慧博物馆的英文名“I-Museum”也不难看出，智慧博物馆既指的是“intelligence”所代指的智能化技术；又指的是以“I”所代指的“我”，即博物馆观众为中心的理念。智慧博物馆整合馆内各种资源，利用多种信息技术，为观众提供自我体验、自我学习的机会，可以说是传统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的结合体。
（二）我国的古籍类展览
本文所指的古籍类展览是以古籍为主要展示对象的专题性展览。古籍与一般的文物展品不同，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以物质载体为展示重点时，古籍类展览可以侧重在古籍的装帧形制、修复方法等；以图文内容为重点时，古籍类展览可以侧重于展示古籍内容所传达的精神实质。至今，古籍类展览大概经历了初步发展、稳步提升和蓬勃发展三个阶段的历程。第一阶段为初步发展阶段。1925年京师图书馆举办馆藏古籍善本展，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古籍展览。1929年后，该馆每年十月定期举办展览，随后逐渐在全国各地推广。其中有较大影响的如1980年由无锡市图书馆主办的“善本书和地方文献展览”、1988年北京图书馆为配合普通古籍阅览室开放举办的“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专题展览”、1996年对外开放的中国印刷博物馆等，但总体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形式也比较单一。第二阶段为稳步提升时期。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逐步完善，古籍类展览也得以大力发展。2005年由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和扬州博物馆组成的扬州双博馆正式开馆，雕版印刷博物馆即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古籍专题性博物馆，成为举办古籍类展览的专门场所。馆内展厅介绍了雕版印刷的起源、工艺流程、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联系、世界性传播与活字印刷的关系。同时，还专设了透明玻璃外层的仓储式雕版库展示空间，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雕版实物。2008年，以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藏书楼——天一阁为基础的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设立陈列展览部，正式办展并对外开放。除专题性展馆外，有一些图书馆也设置了专题性展厅，承担了举办古籍类展览的任务。比如2011年由山东省图书馆打造的古籍保护成果专题展厅——册府琳琅，这一展厅在开幕后先后举办了“《文选》蝶变”大展、“第一、二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珍品联展”“《论语》回故里——历代《论语》珍本展”“抗战时期孔府保护山东珍贵文献特展”“馆藏珍品暨儒学珍籍特展”等大型展览20余场。此外，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也举办了很多场古籍类展览。例如2009年由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云南民族博物馆承办的“云岭颂歌——云南民族工作60年成就展暨云南民族文字古籍展”，2011年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以及
2014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邻苏观海——院藏杨守敬图书”特展。第三阶段则是从2014年至今的蓬勃发展时期。
2014年9月，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别的典籍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由于人民精神文明追求的提升和国家对于
包括古代典籍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古籍类展览也迎来了繁盛之时。此阶段的古籍类展览随着政策、技术、理念的变化，在展示和传播上与智慧博物馆的发展结合也越来越紧密。

（三）智慧博物馆在古籍类展览中的应用
随着智慧博物馆概念被引入古籍类展览中，古籍展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一些主办者更试图突破实体展览的框架，尝试将其延伸到线上，通过网络等形式向受众开放，更便于观众观展。例如今年新型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包括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内的许多博物馆都为观众提供了线上“云观展”的服务。国家典籍博物馆线上发布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在内的二十多个展览的资源，中国印刷博物馆也提供了“2020年春节木版年画展”的线上展览内容，帮助观众足不出户也能“云中漫步观展”。以观众视角来看，智慧博物馆在古籍类展览中展示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大致可以通过为展前准备、展览服务、展后反馈三步展开。在观众进入展览前，展览主办方可以为观众提供展览简介、票务信息、地图导航
和停车服务等。展览简介主要包括有关于展览的主要展出古籍及其内容的信息，可以让观众在参观之前通过主办方官网、微信、移动应用程序（APP）、虚拟博物馆等方式了解展览内容，使观众找到最吸引自己的展品，到馆实地参观；还包括场馆的基本介绍等。票务信息则指当前的观众流量情况、订票购票方式以及利用身份证或者二维码自助检票的一体化票务服务系统。此外，为方便观众出行，主办方一般为观众提供不同交通方式的导航地图，以及包括车牌自动识别、空闲车位导引以及自助缴费在内的智能停车系统。进入展览、开始参观后，观众可以接受到网络服务、自助导览服务及各种互动体验和当前活动等。进入到展馆之后，观众先可以连接到馆内WIFI，利用网络使用导览手段或者查询古籍相关知识，还可以开启实时定位服务，方便掌握展厅、展品、服务设施的具体位置；随后，观众可以利用展馆提供的二维码等链接信息进行微信自助导览或者租借手持型导览器，接收展厅内的地图，收听各种展品的不同信息，对于感兴
趣的展品还可以反复收听展品介绍或利用手机进行标记；在此期间，观众在展厅内还可以体验由触摸屏、电子翻书、电子签名、立体声、展厅数字沙盘、沉浸式体验、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BOE画屏等智慧博物馆技术手段支撑开发的花样繁多的互动项目，增进对古籍展品及其相关知识文化的理解。参观过程结束后，观众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或者展馆自己研发的APP等在线上分享自己的参观感受和对于展览的意见与建议，借此展方能够根据意见收集改进服务的方案并吸引到更多观众，形成展览与观众的良性互动循环，达成智慧展示的互动性。此外，观众还能在展馆的天猫店铺等官方销售渠道购买自己喜欢的文创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