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外游客体验的北京故宫旅游解说跨文化传播研究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闻名遐迩的文化遗产胜地，其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作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吸引着大量的国际游客，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文化碰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基于国外游客的体验，对北京故宫的旅游解说从解说内容与解说媒介两个方面开展跨文化研究。通过对旅游网站评论语料、外国游客访谈内容、景区实地考察结果展开分析，发现在解说内容上外国游客更偏好历史文化故事及宫殿建筑的解说，对文物的关注较少；在解说媒介上外国游客更偏好导游讲解，其次是语音导览器，相比这两种媒介其他媒介的使用度较低。笔者将解说划分成自导式和向导式，依据对外国游客旅游解说体验的分析，发现在自导解说内容上，解说词内容缺乏趣味性与故事性，翻译不适当导致游客欣赏受阻，另外解说词中传统文化的注解不充足导致游客难以理解；在自导解说媒介上，缺乏多语种版本，游客媒介选择窄，并且由于人流拥挤且缺乏互动性使自导解说媒介的作用被弱化；在导游解说人员上，导游存在语言水平较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不注重文物解说等问题。

研究背景

旅游传播是在旅游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的一门跨学科领域，也是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部分。随着我国旅游行业的迅猛发展，来华游客增多，国外游客与国内景区的文化碰撞也在不断加剧，旅游解说作为一种解释与说明性的展示，是一种沟通国外游客与景区的直接方式。在旅游活动中，国外游客在我国旅游中遇到很多跨文化的问题是需要我们结合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去解决。如今对于旅游层面上的尤其是旅游解说方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较少。北京故宫博物院是著名的文化遗产地，同时也是国外游客来北京旅游的热门景点。众所周知，紫禁城是中国古代社会明代和清代的皇宫，其历时491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承载了中国古老的文明，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闪亮的明珠。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底蕴还是游客的国际化程度，故宫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作为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古今文化的窗口，仅仅游览便使人印象深刻，而适当的解说可以加深游客对故宫更深刻的情感联系与理解。解说的文本信息是否彰显故宫文化内涵、导游人员的跨文化交际是否有效、游客使用的解说媒介是否满足其游览需求，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第三产业的转型，我国的旅游产业在不断发展，但是由于缺少跨文化方面的研究导致我国的对外游客旅游解说系统难以满足外国游客的文化、教育与服务需求，阻碍了外国游客对旅游目的地自然文化的学习，而对跨文化传播下的旅游研究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丰富跨文化旅游的内容，完善并发展跨文化旅游在文化冲突领域的研究。本研究想要借助跨文化视角来对故宫跨文化解说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从而有效提高故宫作为景区在跨文化传播上的发展。在跨文化传播下的故宫解说传播意义重大，既可以满足客源地游客对目的地的文化需求，同时有利于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吸收融汇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使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与感知。
 本文以来华外国游客的体验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国外游客入境旅游活动中对旅游解说的内容、媒介的体验做调查，结合景区的实地解说情况与受访者的反馈，总结出外国游客对故宫解说的体验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旅游解说传播的适用性建议，以减轻国外游客在故宫中的文化不适应状态，用外国人能接受的方式传播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独特文化符号，减轻外国游客由于解说系统存在的问题而对故宫及其文化外延产生不满甚至排斥，进一步提升国外游客在旅游活动中与故宫的的交融，并更好地适应并认同故宫的文化内涵。故宫可以通过解说的方式使其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游客可以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中提升自身文化层次，减少文化碰撞，实现文化交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发展传播。

国外对于跨文化旅游活动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人类学与社会学两个方向出发在对跨文化旅游进行研究，着重对旅 游活动中游客的文化差异进行研究，分析游客的行为与心理认知。 美国学者 JohnC.Crotts 在跨文化旅游者的旅行决策及信息搜集行为研究中提出了文 化维度论，认为东道主国家与客源国的文化差异会影响游客的行为，游客会根据这种文 化差异进而实行风险回避。Bruce R. Money 和 John C. Crotts 通过对来美国旅游的日本人 和德国人进行对比，发现日本人因为更爱好多人一起行动而对风险回避措施做的更加完善。有的学者研究跨文化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偏好，认为文化差异是影响游客选择的关 键。美国的 SueYuan 和 CaryMcDonald 认为不同国家游客会因为个人喜好、亲属关系、 回避现实、名胜吸引而产生不同的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也有学者从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方面对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国居民之间的交往进 行研究。英国学者MareeThyne（2004）等通过对新西兰的当地居民展开调查来获得他 们对各国游客的感知。

国内对于跨文化旅游活动的研究

民感知研究、游客感知研究、留学生研究及目的地影响研究，其他的研究类别有宗教旅游的跨文化研究以及少数民族旅游的跨文化研究。在旅游与跨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王兵（2005）认为旅游应该和跨文化研究进行融合，研究最好方法是比较研究。有的学者对不同国家的游客从文化维度上进行研究，田穗文等（2003）认为旅游者的文化认知、价值观念、民族习俗等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提出文化维度论已经不适用于现今研究，陈增祥（2015）在跨文化旅游心理与行为研究中提出了文化动态观的理念。部分学者从旅游活动的相关群体，如当地居民、旅游者、导游人员的心理认知角度出发对跨文化背景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认同心理进行研究，李蕾蕾（2000）提出了以居民、导游、游客为研究主体的跨文化交际三角结构。王晓璐等（2011）认为景区解说翻译的关键是翻译者跨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培养。在少数民族旅游地的跨文化研究中，撒露莎（2012）认为在民族旅游中,跨文化交流对旅游地的影响要大于对外国游客,然而这种跨文化交流对双方的认知都有一定积极意义。在旅游者行为和相关心理的分析方面，梁雪松（2006）等人根据对入境外国游客的调查，同时在价值观、行为原则与文化感知方面对中外游客展开比较，研究认为需要减少外国游客在旅游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矛盾，提升跨文化交流，提供高效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旅游者的文化适应

国外学者通常通过研究旅游者（在异国他乡停留时间较为短暂，一般不超过一年）或旅居者（即离开自己所在国家或地区，在异国或异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又返回自己原来居住地的人）和东道国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来研究跨文化适应，旅游与旅居二者的研究的共同点都是空间的改变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跨文化范畴的。Gudykunst（1988）认为旅居者是进入东道国新文化环境的陌生人，由于对当地居民的价值观、情感态度、信仰等完全陌生时，就会产生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在认知与行为上会表现出紧张或焦虑，最终导致文化休克。为了适应当地文化，旅居者需要管理和调整其焦虑和不确定性，因此旅居者必须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化知识，了解并接受文化差异，并学习新的交往规则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YoungYunKim(2001)认为个人对陌生的社会环境的文化适应是通过传播来实现的，文化适应的形式有文化学习与文化卸化，其中文化学习中最主要的方式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她认为通过陌生文化环境中与本土居民的人际交流能够促使个人的文化适应，另外对新环境中大众媒介的使用可以增强其文化适应能力。Ellingsworth（1988）认为不同文化成员参与的人际沟通交流可作为缩略的跨文化适应的过程，因而交际双方的交际特点是跨文化适应的核心。日本学者Nishida（1999）提出，成功的跨文化适应需要个人调整固有的文化图式或建立东道国的文化图式，因此他认为可以从旅游者的文化图式出发来研究其跨文化适应过程。杨仕章（2019）在文本翻译的文化适应研究可以应用到景区解说，他认为在文本翻译中文化适应是指通过调整“源语”的文化符号与含义来适用于“译语”文化的一种翻译方法，其中主要通过“文化同化、文化淡化、文化转化、文化美化”来实现对译语的文化适应。徐桔林（2019）认为在景点解说翻译中，译者应充分考虑国外游客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对解说内容的认知与交际需求，消除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生成符合外国游客的表达习惯。

（1）旅游解说的理论研究

目前,国外学者对旅游解说的理论研究主要在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Forestell和Kaufman(1990)在认知心理学层面上根据个体的学习过程，设计出动态管理认知的解说模式；Orams(1995)基于情感与认知的非一致性，设计出了旅游解说技术图。Gramann（1987）从社会学领域提出了旅游解说的亲社会行为理论。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同旅游解说相关的理论，如Tilden模式、“启发内涵”模式和卢卡斯的环境教育模型等（陈晨等，2005）。旅游解说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研究需要涉及到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符号学等多种学科（罗芬，2005）。张明珠，卢松等（2008年）综述了国外学者对旅游解说的研究并认为国外理论研究相对国内要成熟，有必要引入国外的相关理论及方法来扩充我国旅游解说系统。李渊（2010年）主要依据我国博物馆的现状与特点，对我国博物馆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2）对解说媒介的研究

在解说媒介的分类研究中，目前国内沿用最广泛的是吴必虎等（1999）提出的旅游解说中的“向导式与自导式”模式。其中向导式解说相对于自导式解说来讲，主要依赖于解说人员和游客之间的信息互动，较为灵活而多元，研究成果也相对更多。在向导式解说系统中，集中研究解说人员的特征与状态，比如社会背景、文化感知、价值观等内化特征，以及如服务表现、专业化程度、同受众互动交流等职业技能，此外还关注解说人员的角色定位、职业技能培训、解说服务评估与优化、服务过程监测等。Bender（2013）研究了不同国家语种的瑞典旅行指南之间的差别，研究发现这些为不同国家游客提供的不同语种指南内容呈现了瑞典国内内化的刻板印象，也就是瑞典对本国的刻板印象认知。Istvan（1993）的研究分析认为，自导式与向导式两种类型各有优劣，但是游客能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解说媒介。目前我国主要观点认为，建立包含解说人员、解说标识牌、语音导览等各类型媒介的完整解说系统具有更好的解说效果。在对旅游解说人员的研究中，张立明等（2006）认为导游讲解系统仍然存在服务不到位、质量不高等问题，直接影响到景区的开发质量与发展态势。普素文（2011）认为大多数导游解说方式与类型单一，并且景区的自导解说系统不健全，使得游客的旅游质量下降。对标示牌的研究中，陈咏淑（2008）认为应该加强对古典园林解说系统的建设，对导游人员的解说、匾额、楹联与石刻的内容解说，解说牌示设计和景区导览图等方面要非常重视。李宏（2006）主要从解说标识牌的设计与规划着手研究，对我国目前景区标识牌的建设规划提出存在问题并给予相应建议。对电子解说设备的研究中，如今解说媒介在技术更新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多元化发展，其中移动信息系统在解说服务中被广泛应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信息技术在旅游行业中得到重视，语音、视频、GPS数据等媒体形式逐渐出现在旅游解说媒介的研究中。2003年到2008年间语音导览与多媒体等相关技术引入旅游景区的展览，旅游景区进入数字化展览时代；2006年随着3G的应用，App导览开始作为旅游应用程序发挥着标识解说和导游解说的功能，传统解说方式逐渐被移动技术获取旅游信息取代，2013年VR（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开始应用在游客的参与以及信息交互上。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Martin（2014）主要关注技术层面上解说的新媒介带来的原真性体验，在交互式视觉媒介对旅游地貌景观的解说，以及多用户虚拟空间对历史的原真性体验等方面进行了技术上的研究探讨并提出相关质疑。

（3）对解说受众的研究

对受众态度的研究中，钟泓等（2008）通过游客感知调查得到游客对桂林旅游景区解说系统的认知与评价，并对桂林旅游景区的解说现状提出建议。桑娅（2010）从游客的需求角度提出了游客导向型的游憩公园解说系统规划技术，为景区更好的满足游客多元需求提供技术建议。赵明（2012）认为种类多样的解说媒介可以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解说系统规划中的媒介设计需要充分考虑游客的旅游行为偏好及解说媒介的使用特征。另外网络文本语料已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内容，Choi（2007）在研究澳门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图式时，运用相关旅游网站的数据内容进行研究分析；王永明等（2015）通过对网络文本的分析，对凤凰古城游客的旅游地意向进行游客感知特征量化分析；张高军等（2011）通过对游客的网络日志和评论的内容分析，挖掘出华山旅游形象的7个正面因子和13个负面因子。梁萍等（2016）通过研究受众的类型及其解说需求来探讨解说系统的优化建议。杜江等（2006）通过对向导式旅游解说受众与旅游对象的共振模型研究来研究旅游教育的发展。

（1）对旅游解说的界定

 在旅游解说的研究中境内学者更多关注解说的信息传递和利益平衡，境外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外在环境与内在心理的提升与治愈，将解说障碍实现身心平衡的潜在方法，并成为信仰激发与自我追溯的高阶手段。柯祯，刘敏在《旅游解说研究进展与差异分析》中结合境内外的相关研究对解说定义为“解说是在事物信息与景观内涵呈现的基础上，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引导受众与周围环境的沟通，激发其对更广泛空间的认识与内化和情感共鸣。”，笔者参考柯祯与刘敏的定义，对旅游解说定义为：旅游解说是通过解说媒介来帮助旅游者了解相关事物的信息、揭示事物内在的意义，引发旅游者的思考，激发旅游者的游览兴趣与情感共鸣。

（2）对解说内容的界定

旅游解说内容包括导引解说内容、警示解说内容以及景物解说内容，在本研究中，解说内容指故宫的景物解说，包括展览牌示内容、建筑景物牌示内容、语音导览内容、旅游手册内容、官方网站内容、手机应用内容及导游讲解内容。在此笔者将解说内容定义为：通过对吸引物的介绍来增强游客对景区内一切事物的理解，导游词、解说牌文字、视听图片和声音等都是其内容的体现。

 （3）对解说媒介的界定

目前国内广泛认同的解说媒介分类方式是向导式解说和自导式解说，其中向导式主要指讲解人员引导解说，自导式则包含了解说展示牌、旅游手册、导览图、语音导览器等。笔者在本研究中对解说媒介界定为展示解说信息的工具，并依据媒介分类，将故宫解说媒介分为以标识牌、语音导览器、旅游手册、官方网站、手机应用为主的自导式媒介，以及以导游讲解为主的向导式媒介。

基于游客体验的解说媒介分析

（1）导游解说

游客更倾向于使用导游解说的方式游览故宫，笔者与受访人访谈中有 6 个受访人表示自己更偏好请导游讲解，认为导游讲解的更有趣、易于接受、能够听到更多的历史故事、更好地理解不同建筑的特色。外国游客提到“guide”的频率达到 2002 次，大多数游客希望通过导游的讲解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与故事。笔者的 6 位受访者也表示偏好用导游进行讲解，国外游客非常认可导游解说方式，游客的使用频率很高，对导游有一定 依赖。与其他解说媒介相比，导游讲解更加生动灵活，能够回答游客的问题，满足游客 的文化需求，比如有游客特意提到找导游要选择“has an edu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即拥有中国历史教育的人。但是导游讲解也暴露了问题，在游客的负面评论中发现，导游的服务态度差、带队敷衍、外语沟通不畅、知识储备不足，都影响了国外游客的游览体验。

（2）自导解说

除了导游解说，其他解说媒介主要包括语音导览器、解说标识牌、宣传手册、手机应用等，这些都属于自导方式的一部分。 从表 2-2 我们可以看到“audio”出现频率为 546 次，在媒介使用度上次之导游，相较于其他媒介，游客较普遍地接受与使用语音导览的方式，并在旅游网站的评论中较多的推荐这一解说方式，认为使用语音导览器对游览故宫是有帮助的。通过访谈可以得知， 偏好用语音导览的受访者认为语音导览很便利、讲解内容易于理解，但是也有游客从技术使用上和内容呈现上认为语音导览器仍存在一定问题。

解说标识牌的作用相比语音导览器来说较为弱化，由于景区内人流量的巨大，游客相对来说会较少关注牌示上的解说内容，少部分游客认为自导游览就可以满足，但是前提是在去故宫前要充分了解历史文化背景。综合来看，解说牌示依然可以起到教育的功能，但是相较于导游以及语音导览它的功能被弱化，媒介形式缺乏吸引力，文本内容的跨文化表达依旧较弱。 除却上面的解说媒介，游客对其他解说媒介的应用非常少，可以看出故宫对国外游 客发展的解说媒介过于单一。